傅高义1930年7月11日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特拉华市。
这个政策在今年三、四季度就开始发挥作用了，会对经济起到积极影响。这样就确保了中国经济可以继续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实现增长，避免下滑。
房地产投资今年相对还是比较低的，上半年是历史上最低的，据说9月份已经上升到20%左右了，我估计全年房地产增长速度大概在15%左右。但是从现在开始往后算，一到两年的零增长、低增长我想是比较现实的。运通卡反给你钱让你不刷卡，这对消费有什么影响可想而知。中央政府在9月底采取了一揽子措施，以压制楼市泡沫，楼市开始出现拐点。我们没有大泡沫当然也就没有大危机，复苏自然也就比较快。
过去这十几年都是26%-28%的增长，如果恢复到那个水平，房地产通常会占到GDP投资总量的20%-30%左右，对经济增长会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简单的结论是，全球金融危机算是稳定了，世界经济衰退也已经基本停止了，但是主要经济体还会经历一个零增长、低增长阶段。进入专题： 劳工 。
所以，中国必须大力在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上下本钱，保持良好的人口素质。遇到这种情况，索性把职工养起来，强化培训，使之更有创造高附加值的能力。我最近出版的《怎样做大国》一书，对这些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批驳。可是，才一年不到的时间，又出现了民工荒。
大家同舟共济，都少拿一点。那么，一旦世界经济强烈反弹，海外订单和投资滚滚而来，中国的企业还能找得到人干活吗？在发达国家，劳工的权利有基本的保障。
因为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政策使人口出生率迅速下降，中国马上就会面临人力短缺的挑战。如果世界经济反弹强烈，这些企业可能会因为找不到人干活而失去很多赢利的机会。主流经济学家们则把廉价劳动力看作是中国的比较优势，把低薪看成是市场竞争的合理结果，居然面对大量没有医疗、退休等等基本保障的民工在那里大声疾呼地警告福利国家的危险。比如，中国的企业一看到没了订单就解雇工人，造成千万民工失业返乡。
日本经济起飞时，则是终身雇用。中国的经济要保持长久的竞争力，就要论功行赏，善待劳工。人力短缺必然导致人力昂贵。我一直主张，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走高薪、高福利、高技术、高附加值的道路。
走压榨劳工的低薪战略，最终会受到市场的惩罚。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功臣是谁？是劳工。
但是，吃这种红利的日子已经走到尽头。在人力昂贵的条件下保持竞争力，就不可能再使用低端制造业中的人海战术，而是要在每个劳动力身上投资，使之产生高附加值。
甚至民工输出大省四川也出现了民工荒。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主流经济学家的对立已经有了多年。比如在日本和欧洲，经济衰退时，企业订单少了一半也经常不裁人。最近看媒体上的报道，深感我书中预言的时代已经来临：虽然经济刚刚有些复苏的征兆，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已经开始加剧。我们应该从这种大起大落的经济现实中学会尊重劳工了。一旦经济强烈反弹，不仅不会落入找不到人干活的窘境，而且现有职工经过培训后的劳动生产率也大大提高。
虽然当今经济恢复的前景还不甚明朗，但世界经济史显示：大衰退后经常有剧烈的经济反弹。深圳市4月用工缺口2.3万人，到6月份用工缺口超过6万人。
政府不能有效保证劳工权利，一味强调改善投资环境，就会给大资本压低工薪提供了人为的便利，使企业习惯于从降低劳动成本中寻求利润，没有动力在管理和技术上追求创新，延缓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我核心的论述，在五、六年前就已经提出：中国过去的经济成就多仰仗人口红利，即充足的廉价人力资源
经济领域无禁区，不能说有些领域只能国有企业做，民营企业不能做。如果我们把分配和交易程序设计好一些，提高透明度，老百姓能够参与监督，可以避免俄罗斯那样的结局。
但在整个经济下行的时候，银行放贷存在巨大的风险，怎么办呢？银行只能把贷款投向看上去比较安全的政府项目、政府担保的项目，以及国有企业。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既没有必要，也没什么作用。美国政府最近要分批出售手中持有的金融机构股份，准备退出。企业不把精力和资源用在创新和降低成本上，而是贿赂和勾结权贵，因为那样可以轻轻松松地赚大钱。
但与此同时，一种忧虑也正在蔓延，因为人们看到，政府四万亿投资计划和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令国有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政策和资源支持，而民营企业，尽管未被遗忘，却也难以获得更多的支持。俄罗斯形成寡头垄断，原因在于官商勾结，这些寡头中很多人就是由政府官员转变而来的。
为什么有些行业只能由国有企业经营，而民营企业不能进入？为什么只有国有企业得到大量贷款和财政资金，而民营企业要么得到的少，要么根本得不到？国有企业在资金和政策的支持下会冒进。企业要是没效率，经济怎么可能有效率？问：可是也有一些辩解的声音，说我们的国企，特别是央企，数量不是不断在减少吗？比如以前是几百家，现在减少到100多家，今后还要减少到100家以内，这不是国退民进的证据吗？许小年：虽然家数在减少，但业务总量在增加。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正在率先走出危机阴霾。这种趋势既不正常，也不健康。
而且收购是没商量的，政府一声令下，不卖也得卖，价格怎么定，也是政府说了算。从整个经济的层面上来讲，风险在上升。第二个原因，在拉动内需的宏观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迫使银行发放贷款，银行不得不放。许小年：可是老百姓谁分到红利了？我也是全民资产的所有者啊，我怎么一分也没拿到呢？央企只向财政部上缴红利是不够的，全民资产要向全民分红，或者财政部从央企拿到红利后还要分给老百姓才对，因为全体国民是国有资产的最终所有者。
房地产投资，显着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在宏观调控中，国企得到的政策优惠和资金支持多，经营状况相对比民企好，于是就成了银行贷款的重点。
其中出现的社会不公平，就太多了，比如现在煤矿挣钱了，政府就强行收购煤矿，这也是国进民退啊。其实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在经济中经营财产，因为政府同时又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如果他也经营资产，就成了吹哨的裁判自己下场踢球，谁踢得过他？哨子是由他吹的，游戏的规则是由他制定的，他怎么踢都赢，别人怎么踢都输。
在政策、法律上，国有、民营要一视同仁。问：这样一来，会不会像当初俄罗斯搞休克疗法，形成很多寡头？许小年：我们说的是国企分红，如果政府一定要自己经营资产，就应该把经营所得给老百姓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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